发布时间:2021-08-17 23:52源自:网络转载作者:嘉泰美术馆阅读(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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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右任先生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和政坛大佬,他一生以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崇高理想和责任担当奔走呼号、竭忠尽智。
他虚怀若谷、屈尊敬贤,不遗余力荐才举贤、勉励后学。曾得于右任先生扶助、提携、奖掖的政界、学界名流不计其数。名医王孔章,年轻时就曾受到过于右任先生的鼓励。
作为陕西同乡,早在1932年王孔章就认识于右任并亲聆教诲。于右任曾对他说:“年轻人一定要多学、多做、多问。”他常以此言自励。
王孔章曾撰文详细叙述了他和于右任先生初识的情景,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于右任先生的德高望重、声誉显赫和他强大的人格魅力。
于右任先生在世也好、去世也好,大家对他老人家的尊称有两种:一种是‘于先生’,一种是‘右老’,大概陕西同乡都尊称他于先生,一般社会人士都尊称他右老。我是陕西人,我一向都尊称他于先生。
因为我是于右任先生的同乡,凡是朋友们的聚会场所,大家都同我谈论于右任先生一生的业绩。
于右任先生虽然不是圣人,但大家都称誉他是革命家、政治家、诗人和书家。又因为他担任过靖国军总司令,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军事家,我想这种说法也不过分。
我认识于右任先生是在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于南京,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军医,穿着草绿色的军服、扎着绑腿、土里土气的,要去见一个院长级的民国政府大官,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是,我因为仰慕于右任先生很久,我鼓起勇气、挺起胸膛,大踏步的走进了监察院的大门。
我向传达室送上要拜会于右任先生的报告,大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,那位传达先生用手指了我一下说:“跟我来”。他走在前面,我跟在后面。当我走到于右任先生办公室的门口时,突然感到紧张起来。原来的勇气完全消失,但是即到如此关头,只好猛抬头,跟进去!
我实在没有想到,于右任先生竟然先伸出手来,当我握着他的手时,那种软绵绵的手,传给我无限的温暖,融化了我紧张的情绪,我坐在他的对面,似乎陶醉在亲情的温室里,反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于右任先生问:“你家里的情况如何?你在哪里工作?”我分别对答了以上的问题后,我说:“我只想见院长一面就够了,我知道院长很忙,我不想耽误院长宝贵的时间。”
“我愿意听听你的意见”,于右任先生这句话说的很慢,表现出非常仁慈、亲切!于是鼓起了我的勇气,报告了我们的奋斗和抱负,真是初生之犊,不知天高地厚。于右任先生对我的勉励很多,最后一再叮咛,年轻的人,一定要:多学!多作!多问!
当我离开于右任先生的时候,我似乎觉得满载而归!以后几十年来,很多朋友告诉我,拜会于右任先生的感受是平易、亲切、慈祥、仁厚!更宝贵的是给青年人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。
王孔章(1905-1989)为陕西省华阴市人,1905年出生于中医世家。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河南开封军医学校,调入军中做医务工作。1943年带职考入国防医学院深造,后升为少将军医。1949年随军到台湾。历任绥靖区军医处处长、二十一兵团军医处处长、中兴医院院长兼国防部军医训练班教育长。1989年10月19日因心脏病去世,享年84岁。著有《小儿科病理学》及《最新性病学》等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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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军中有两个光头是比较有名的,一个是老蒋,另一个是刘玉章,别人称‘刘光头’,绰号比本人有名,曾荣获青天白日勋章。
刘玉章(1903-1981)字鳞生,陕西兴平人。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。北伐战争期间由排长累升至副团长。抗战期间升任师长。1953年调任“台湾防守区司令”,翌年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。1957年转任“陆军副总司令”,1958年就任“预备部队训练司令”,并赴美国参谋大学特别班深造。1960年晋升“陆军二级上将”。1967年接任“台湾警备司令”。1970年受聘"总统府战略顾问"。中国国民党第十、十一届中央委员。1981年病逝,终年78岁。
书作中三人均为陕西乡党,分别在政界、军界、医界享有崇高的威望,均为1949年去台。于右任先生自1951年突患脑血管阻塞症后身体便不如往昔,与医生的交往自然增多。刘玉章将军多次在战场中受伤,身体亦需要经常养护。王孔章1954年军医退役,即在台中市开办太华医院。他医术精湛,医德高尚,加上三人之间的同乡之情,交情自然非比寻常,因此,我们能够感受到于右任先生此幅作品书写的格外用心。
关于两人的深厚情谊,王孔章还曾撰文记述:
五十三年间(1964年),于右任先生先后住了几次医院,我都到台北去看他。于右任先生喜欢吃台中名产“太阳饼”,每次我走进病房,他看见我手里提着东西走进病房,他总说“呵!你来了。”并用手指一下说“太阳饼”。
我便打开盒子选一个太阳饼给他吃,有时候他能够吃一个饼子,有时候吃半个就够了。但他每次吃毕后,总是指指站在病房里的其他的人,是要我分给每一个人尝尝!这虽然是一件小事,但这也是代表了于右任先生仁厚的本性,他永远为大家着想!
于右任先生的书法,中外驰名,绝后固不可知,但空前已成定论。因而求他墨宝的人很多,也都是有求必应。凡是把纸送到他的书桌上,他便提起笔就写,从不考虑求字者的身份和地位。因而,不论贩夫走卒、巨商小店,都悬挂有于右任先生的墨宝。
听说有位知名之士,觉得于右任先生的字写的太多悬挂的地方太杂,有损于右任先生墨宝的价值,他劝于右任先生的字少写一点。但于右任先生说:“今天只要大众需要我的字,对我来讲只是举手之劳,算不了什么!”
我每次到医院看于右任先生,他总问我一声“你看情况如何?”我摸摸他的脉搏,看他的气色,我总是告诉他“休息一段时间便可出院了!”
于右任先生最后一次住院,听说病情恶化,我连夜晚赶到台北去看他。我站在他的床边,他握着我的手,他连连的张了几次口,都没有说出话来,我觉得他握手已无力,我把他的手摆平在他的身边,他的眼睛也闭起来。他想说什么,我会意得到,但我的眼泪向肚子里流!
当我再次去台北的时候,是随着很多的人送他到七星山那座最高的山上,他永远的遥望着大陆,遥望着他的家园和我们的祖国!
除了王孔章,和于右任交往颇多的名医还有杨嘉龄、陈存仁等。
时间烟云,于右任先生和他的故事已经走进了迷离的历史深处,但我们从其文字与墨迹中仍然可以领略到他们生命的深度和广度。于右任先生人品高洁、学养深厚,他一生躬身力行的艺术实践为后世书家树立了高标,我们应该大力继承与弘扬。
【资料来源:德风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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